宗教服饰规范与制服

案例背景：戈德曼诉韦伯格（Goldman v. Weinberger）是美国最高法院1986的一个案件。戈德曼（Goldman）是一名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受戒拉比（神职人员），担任美国空军基地精神健康诊所的临床心理学家。他在执勤期间佩戴犹太小圆帽，但医院指挥官告知他，根据空军制服规定，在室内执勤时佩戴小圆帽违反了有关制服的条例。戈德曼因此起诉国防部长及其他相关人员，主张该规定禁止其佩戴小圆帽，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。

地区法院裁定，禁止空军将该规定施加于戈德曼佩戴小圆帽上。然而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，认为“空军对于统一性的利益追求，使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具有正当性。”最高法院随后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，认为该规定并未侵犯戈德曼在第一修正案下的宗教自由权利，因为空军“为了满足其所认知的军队统一性需要，而合理且一视同仁地规范着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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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显然不愿在军事环境中为任何例外打开大门。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十分赞同法院所说的话：“在军队共同体中，个人所享有的自主性显然无法与更广泛的平民社会相提并论。”成为军人之后，一个人必须放弃部分在平民生活中所拥有的自由，以遵守军队的规章制度。军队要求士兵服从命令、严于律己，以避免个人主义。

这种自由受限有着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——如果在战场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视命令和纪律，后果可能是个人受伤、失去生命，甚至导致战争失败。其潜在损害极其巨大，代价也过于沉重。当一个人选择参军时，通常怀有保家卫国、守护人民的志向，因此也应当准备好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，以成就更大的公共利益。作为一般原则，军队对于士兵拥有广泛的管理权，可以对其施加各种不同的规章制度。

然而，空军提出的论点——“任何宗教实践上的例外都会引发那些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者的不满……从而削弱团队合作、士气、纪律等目标”在我看来则显得过于极端。我同意，宗教例外确实可能在一个高度纪律化的群体中引起不悦或偏见，但我认为例外始终应当存在。军队的规则不应当是百分之百不可改变的，否则整个体系将变得过于僵化和压抑，无法接纳任何积极的发展。

作为一个旨在执行“普遍适用命令”的精密组织机制，军队同样需要足够的弹性，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，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与人民。具体到作为这个庞大机制组成部分的个人，我认为军队若能给予士兵更多空间考虑他们个人的感受、价值观和文化习惯，会是有益的。在一个相对“冰冷”而严格的环境中，适度的人情味与关怀，反而能够激励个体更加忠诚、更有动力，也使军队更具人性化。毕竟，军队终究是由人组成的。

我认为法院本可以发展出一套测试标准，以平衡军事纪律的执行需求与宗教自由的保障需求。这种分析应当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。

在本案中，戈德曼工作的地点是医疗诊所，而非战场。我实在看不出他佩戴小圆帽会如何妨碍其工作、危害军队纪律，或威胁到“团队精神”。他的工作是在室内进行，而且大部分时间处于坐姿。然而，对于一位已经受戒的拉比而言，被剥夺佩戴小圆帽的权利却无疑是一种负担。在权衡戈德曼的需求与军队的利益之后，我会支持戈德曼。

此外，抛开案件表面所呈现的内容，我也发现这场争议实际上源于布夏尔个人的怨恨，而与宗教实践或军事纪律毫无关系。整个背景故事所传达的信息不过是：“我不喜欢你，所以我要找你的麻烦。”更让我惊讶的是空军后续推进诉讼的方式。

既然国防部长和基地司令少将最初都不反对戈德曼佩戴小圆帽，那么空军后来强行将新规定施加于他，在我看来并不合理，尤其当该命令本身带有报复性质时更是如此。而之后出于政治因素推动的上诉，更像是一种披着军事执法外衣的迫害。我认为这种动机使整个事件失去了应有的意义。

上一次我与瑞教授讨论佛教中的“至高存在”（supreme being）的概念时，她说这一概念与基督教语境中的含义并不相同。在长期的修行中，我发现人们对于自己的和他人的信仰或宗教实践的不同理解，源于各自所学与所经历的一切。紫光上师曾在开示中提到基督教中的“上帝”，并将之与佛教中的佛陀做类比，听到这开示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，而不同的理解也可能会导向不同的结果。

至于宗教服饰规范，在光环密宗的教法体系中，紫光上师遵循《大日经》“方便为究竟”的教义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允许僧众穿着一般世俗服装。上师的务实精神决定了着装的灵活性。作为受戒的比丘尼，在多数会议、课程、法会以及其他佛教活动中都会穿着僧袍，但参与建筑工程劳动时，也会根据需要穿轻便的服装。此外，在圣山上的晨运训练，也有统一的服装，以显示严明的纪律性。

到了法学院读书后，我出于方便日常也穿着普通的衣服，避免让我与其他同学之间产生“她是不同的”的那种隔阂，因为人们往往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人和事物保持距离。上师并不需要我在外用僧袍来证明自己，只要穿着得体、符合学校环境即可。不穿僧袍也不会改变我的身份，佛菩萨依然会把我视作他们的孩子。我也希望人们不是因为我穿着僧袍而尊重我，而是因为我能够为他人带来价值。

在布伦南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中，他指出，戈德曼“几乎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每一分钟，都被要求违背其信仰教义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，这位法官或许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。从对佛法的学习和理解出发，我认为那些情况并不会被视为违反信仰戒律。实际上这涉及一个问题：不管是哪一个宗教，一个宗教信徒究竟更重视“形式”，还是更重视“实质”。

进一步而言，戈德曼未能依据第一修正案获得保护，也在于宗教自由条款本身的措辞过于宽泛，而法院对其所作出的解释又难以令人满意。正如法院难以给“宗教”作出清晰定义一样，要界定“宗教自由”的范围，也同样困难重重。

* 2017年9月Elise编写原文，2026年6月AI翻译、妙意编辑修改
* 关于宗教服饰的后继：即使最高法有了这个案例，国会早在1987年通过法律，明确规定军人可以在穿军装时佩戴宗教服饰。国防部如今采取的并非1986年所体现的绝对统一性模式，而是更倾向于在军事需要与宗教自由之间进行个案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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